我院代表在瑞士日内瓦IQIC年会报告品管圈经验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以一种富有启发性、令人深思的方式就大会各该全体会议的主题发表演说，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就此与听众展开讨论。

[60] 王涌：民法典编纂的雄心、野心与平常心，载《凤凰周刊》2015年第10期（总第539期），第 54-55页。[57] 此13部宪法依次为1791年宪法、1793年宪法、1795年宪法、1799年宪法、1802年宪法、1804年宪法、1814年宪法、1815年宪法、1830年宪法、1848年宪法、1852年宪法、1870年宪法、1875年宪法。

作为强民法现象，民法的宪法化具有一定的近代性，即主要是在近代时期出现的一种规范现象。上述规定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顺理成章的。[10] 毋庸赘言，这种批判本来就带有一定的政治性，更确切地说，它典型地展现了一种可谓原旨主义式的政治教义宪法学的风貌。第一种形态是宪法规范在民法中的具体化。该法在第1条中规定：根据宪法和我国实际情况，总结民事活动的实践经验，制定本法。

[12] 参见梁慧星：不宜规定‘依据宪法，制定本法，《社会科学报》2006年11月16日（第一版）。这使得正在构想中的民法典究竟应如何与现行宪法之间在价值秩序上完成衔接，即成为其解决政治性问题的一个关键。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日本、韩国等都制定了行政程序法典，在行政法实务界中引起了非常大的震荡。

在传统行政治理中，行政主体是治理的当然主体和唯一主体，行政相对人或者其他社会主体在通常情况下只是治理的对象而非治理的主体。在法律中有诸多的程序规则，合作治理也应当通过法律规范进行调整。正因为如此，我国官方提出了治理过程中构建治理主体的法治思维问题，这就是要求实施治理的治理主体要依法治理，要有法律上的敏感性。2004年的宪法修改案承认了私有财产的概念，并对公权渗入私权设置了诸多的规则，例如，国家若要征收和征用土地，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并给予补偿。

注释: *本文受上海市一流学科（行政法）和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建设专项（行政法）项目资助。防范在合作治理中对公共利益的克减，主要是不能够让其他利益取代或者冲淡公共利益。

从行政是公益的实现作用这一点中，能够查找出认可行政在公法上的特权（单方的义务赋予、行政强制等）的依据。无论如何，社会治理超越了社会管理。法治发达国家大都构建了合作治理的相关制度和规范，其制度化和规范化有着深刻的法理基础。而在合作治理之下，行政高权便不复存在。

一是应当界定合作治理中公共利益的概念。[2]参见[法]古斯塔夫•佩泽尔：《法国行政法》，廖昆明、周洁译，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第三，利益元素的多样性。治理过程中的社会化，是一个独立的定在。

合作治理就是为了调动私方主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笔者认为，在合作治理中，程序并不是最高的价值追求，效率才是最高的价值追求。

合作治理和传统的行政治理目的一致，都是要构造良好的社会秩序，这也是合作治理的最高目标和最高境界。从这个角度讲，合作治理中公共利益的维护能够使社会治理的价值正当化。

在传统的行政治理中，利益元素相对比较单一，而在合作治理的情形下，利益元素非常多样，这里可能会涉及多个群体的利益，可能会涉及集体的利益，可能会涉及个体的利益，当然也会涉及公共利益。但介入到治理中的私方主体则体现的是私法关系，是私权对公权的介入。人们也许不能够构造出相对周延的公共利益的体系，但大体上的公共利益体系的设想是可以实施的。三、行政合作治理中公共利益维护的价值 合作治理从法治形式上讲有三个方面需要予以强调。但同时他们必须达成意志和行为方式上的合致。第一个要素是，它是治理中的主体的合治。

行政机关在这种关系中起主动的决定的作用，行政法上称为单方面性。基于此，笔者撰就本文，拟对行政合作治理中公共利益的维护做初步探讨。

一方面，它使治理呈现出了较强的活力，使治理能够兼顾到不同社会个体和群体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的兼顾是具体的和现实的，一个私方当事人通过参与合作治理便可以实现某种直接的属于自己的利益。自1946年美国制定《联邦行政程序法》之后，世界各国出现了行政程序立法的趋势。

但同时，行政主体应当对行政合同履行的情况进行监督，这种监督与其直接干预行政合同的履行和行政合同的内容是不同的。私方主体参与合作治理对利益的追逐并非不当，也并非不合理，它依然是理性的，也是合作治理机制所允许的。

学者们以往将行政法理解为行政过程中的法律部门，按苏联行政法学家的定义就是：苏维埃行政法是苏维埃社会主义法的一个部门，行政法规范调整苏维埃国家管理范围内的社会关系，即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为完成国家任务和行使国家职能而进行实际组织工作的过程中产生的关系。这便造成了在传统行政法治中，其他社会主体没有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他们甚至形成了乐于接受行政高权管控的惯性，基本上将行政过程交给行政系统这一个主体而为之。合作治理与参与治理、给付治理是相辅相成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而这些不当的私人主体，利用公权力既追逐了自身的利益，也追逐了发包方的利益。

只有到了救济阶段，才有第三方主体介入，该第三方主体要么是救济机关，要么是第三人。笔者认为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关系中，法治社会是最终的归宿，是治理的最高境界。

它们会导致治理不能够很好地体现利益和秩序的和谐。在传统行政法学理论中，有关行政法的界定与行政管理被牢固地联系在一起。

[12]它们有着高度的管理权威，有着丰富的管理手段，尤其在行政相对人面前，它们的行为几乎不受任何约束。进一步地讲，行政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应当由法律调整，行政合同中的纠纷应当通过司法程序来解决，但对行政合同的监督，行政主体则不能够放弃相应的责任。

同时，公民有权向行政机关请求取得法律规定的信息资料，机关应当无条件地提供。也就是说，行政权的行使或者由行政系统主导的治理并不必然体现社会化的性能，并不必然包括社会化的含义。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人们用社会管理的概念取代行政管理的概念，认为行政管理的归宿应当在社会管理之中。换言之，社会管理并没有认可其他主体在管理过程中的管理资格。

然而，20世纪中期以后，这个理论认知逐渐发生了变化，诸多学者认为行政系统是由特定的人群构成的，这些特定的人群有着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更有着这个人群特有的诉求和利益主张。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应当通过平等规则进行联结，而不应当通过公法上的单向规则进行联结。

这些与社会相关的元素都属于公共的范畴，从广义上讲，它们都属于公共利益关系。这便刻画了如下问题：治理过程中无论涉及什么样的利益关系，其追求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是最高衡量标准，其他利益的存在和维护只是一个手段。

正因为如此，人们常常将权力的不当行使与权力滥用相对应。第一，合作治理机制的法定性。